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桓譚_百度百科

更新時間:2019-08-13 15:02:03 點擊數:247 來源:本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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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桓譚(約前23—公元56年),東漢哲學家、經學家、琴師、天文學家。字君山,沛國相(今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區人)人。17歲入朝,后因在劉秀面前公開批評圖讖怪誕非經,幾乎被下獄處死,后死于貶謫途中,歷事西漢王莽(新)、東漢三朝,官至議郎給事中郡丞。愛好音律,善鼓琴,博學多通,遍習五經,喜非毀俗儒。著有《新論》29篇。

  桓譚是東漢哲學家、經學家。字君山,沛國相(今安徽省淮北市相城區)人。愛好音律,善鼓琴,博學多通,遍習五經,喜非毀俗儒哀帝、平帝間,位不過郎。王莽時任掌樂大夫。劉玄即位,詔拜太中大夫。光武帝時,任。因堅決反對讖緯神學,“極言讖之非經”,被光武帝目為“非圣無法”,險遭處斬。后被貶,出任六安郡丞,道中病卒。他把燭干比作人的形體,把燭火的精神,提出“以燭火喻形神”的有名論點,斷言精神不能離開人的形體而獨立存在,正如燭光之不能脫離燭體而存在一樣。王充稱道他的著作是“訟世間事,辨昭然否,虛妄之言,偽飾之辭,莫不證定”。(《論衡·超奇》)對后來無神論思想發展有所影響。

  桓譚著作有《新論》二十九篇,早佚 。現傳《新論·形神》一篇,收入《弘明集》內。《新論》以清嚴可均輯本較好(見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)。另有賦、誄、書、奏凡二十六篇,今存《仙賦》、《陳時政疏》、《抑讖重賞疏》等文(見《藝文類聚》及本傳)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著錄有集五卷,已佚。傳見《后漢書·桓譚傳》。

  其父于成帝時為太樂令。桓譚“以父任為郎”;或說桓譚入任,是由宋弘的推薦。 桓譚擅長音樂,善于彈琴。宮廷舉行宴會,皇帝往往命他彈琴助興。他博學通達,遍習《五經》,皆訓詁大義,不為章句。能文章,尤其喜歡古學,多次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。還喜歡歌舞雜戲。穿著簡易,不修威儀。對俗儒輕視譏笑,因此多受排擠。

  西漢末年,桓譚官位不高,不過當個郎官而已。他與傅晏相善。傅晏是傅皇后之父,起先頗為得勢,稍后董昭儀受皇帝寵幸,其兄董賢因裙帶關系而用權,傅皇后日益被疏遠,傅晏因失勢而悶悶不樂。桓譚告戒他要防宮廷之變,注意董賢的動向,要收斂、謙退,以避禍殃。傅晏接受了桓譚的意見,才免遭董賢之害,“故傅氏終全于哀帝之時”。

  董賢當上了大司馬,聞桓譚之名,要與他結交。桓譚是正派人物,先奏書勸告他“以輔國保身之術”,未被接受,就不與他往來。王莽掌握大權時,天下之士大多數對王莽吹牛拍馬,阿諛奉承,以求升遷。桓譚則不然,“獨自守,默然無言”,故他這時僅為掌樂大夫。農民大起義時,桓譚參予了活動,被更始政權召任為太中大夫。

  劉秀當上了皇帝(稱光武帝),桓譚被征召待詔,上書言事“失旨”,即不符合光武帝的要求,未被任用。后來推薦了他,任為議郎給事中。

  他說:“國之廢興,在于政事;政事得失,由于輔佐。”故須任用賢能,爭取“政調于時”。他在《新論》里論道:“治國者,輔佐之本。其任用咸得大才,大才乃主之股肱羽翮也。”意思是,皇帝的輔佐,乃治國之本;國家用了大才,猶如長了翅膀,就可以騰飛。他認為賢才有“五品”,最高級的是“才高卓絕于眾,多籌大略,能圖世建功者,天下之士也。”就是說,大賢的主要特點是能為國家出謀籌略,建功立業。

  他指出,自古以來在用人問題上有一些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。在發現和使用人才方面存在三難:一是賢才少,而庸才多,“少不勝眾”,賢才被凡庸所淹;二是賢才特異非凡,往往不被人所認識,“乃世俗所不能見”;三是賢才往往被讒、被疑,還往往受害。故他強調:“是故非君臣致密堅固,割心相信,動無間疑,若伊(尹)、呂(望)之見用,傅說通夢,管(仲)、鮑(叔)之信任,則難以遂功竟意矣。“(君)如不聽納,施行其策,雖廣知得,亦終無益也。”意思是,君主招賢,能否使用并發揮其作用,關鍵在于勿疑而信任,采納并施行其策。

  他說:“理國之道,舉本業(農業),而抑末利(商賈)。”打擊兼并之徒和高利貸者,不讓商人入仕做官,令諸商賈“自相糾告”,即互相揭發奸利之事,除了勞動所得,把一切非法所得都賞給告發者。這樣,就可以抑制富商大賈盤剝百姓,而勸導百姓務農,多生產糧食而盡地力。

  他說:“法令決事,輕重不齊,或一事殊法,同罪異論。”這就容易被奸吏鉆空子而“因緣為市,所欲活則出生議,所欲陷則與死比”,這樣上下其手,必然使奸猾逍遙法外,而使無辜者受害。現在應令通義理、明法律的人,“校定科比,一其法度”,通令頒布,使天下人遵守。這才可使吏民有法可依,而難以胡作非為。

  此書呈送上去,沒有受到光武帝重視。桓譚著《新論》的旨趣在于“興治”。他提倡“霸王道雜之”的治道,并對王霸之道作了闡釋。何謂王?“賞善誅惡,諸侯朝事,謂之王。”王何術?“夫王道之治,先除人害,而足其衣食,然后教以禮義,使知好惡去就。是故大化四湊,天下安樂。此王者之術。”何謂霸?“興兵眾,約盟誓,以信義矯世,謂之霸。”霸何術?“霸功之大者,尊君卑臣,權統由一,政不二門。賞罰必信,法令著明,百官修理,威令必行,此霸者之術。”

  他認為,現實需要王霸雜用:“唯王霸二盛之義,以定古今之理焉。”王霸之道對時政一定有利:“王者純粹,其德如彼,霸道駁雜,其功如此。俱有天下,而君萬民、垂統子孫,其實一也。”按他所論,“霸王道雜之”的大致內容是這么三個要點:一是除害、富民,以禮義教民;二是加強皇權,統一法度;三是百官修理,威令必行。換句話說,就是把民生問題放在首位,同時注意鞏固政權,防止。這在兩漢之際百姓遭殃、政權不穩、的情況下,是有一定針對性和現實意義的。

  當時光武帝劉秀正迷信讖記,多以它來決定疑難。所謂讖記,是預言未來事象的文字圖錄。劉秀起兵奪權和鞏固統治,就以它來籠絡人心,作為思想統治工具。 桓譚針對于此,上《抑讖重賞疏》,勸諫光武帝。他說:儒家的傳統,“咸以仁義正道為本,非有奇怪虛誕之事”。孔子難言天道性命,子貢等人不得而聞,后世俗儒豈能通之!“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,增益圖書,矯稱讖記,以欺惑貪邪,詿誤人主,焉可不抑遠之哉!”

  他指出,讖緯的預言“雖有時合”,然如同占卜一樣只是一種偶然性,不足為信。他希望光武帝聽取意見,“屏群小之曲說,述《五經》之正義”。他深信自己的觀點正確,有益于正道,“合人心而得事理”。同時,桓譚還向光武帝建議,在進行統一戰爭時,應當重賞將士,使其盡心效力,不可聽任他們勒索百姓,“虜掠奪其財物”,使兵民各生狐疑,而不得早日安平。

  基于上述觀點,桓譚還反對災異迷信。他說:“災異變怪者,天下所常有,無世而不然。”對于怪異現象,只要明君、賢臣等能夠修德、善政“以應之”,就可以逢兇化吉,“咎殃消亡而禍轉為福”。盡管他還保留了天人感應思想的因素,但在當時仍具有進步意義。

  桓譚于《新論形神》篇,專論形神關系,對戰國以來社會上流行的神仙方術迷信思想嚴肅地進行了批判。

  當時統治者幻想長生不死得以永久統治人民而盡享榮華富貴。方士投其所好,宣稱只要“寡欲養性”、“服不死之藥”,就可以“長生不老”。桓譚認為,人的生長老死和一切生物的自然本性一樣,無可改易。他指出:“生之有長,長之有老,老之有死,若四時之代謝矣。而欲變易其性,求為異道,惑之不解者也。”意思是,人的生長老死乃自然規律,不可違背,所謂“長生不老”只是迷信和妄想。方士宣稱精神獨立于形體之外,而且對形體起決定性作用,故人“養神保真”就可以長生不死。

  桓譚與此論針鋒相對,論說精神依賴于形體,形體對精神起決定性作用。他以蠟燭與燭火的關系,作為形體與精神關系的比喻,論道:“精神居形體,猶火之然(燃)燭矣,燭無,火亦不能獨行于虛空。”就是說,蠟燭點燃而有燭火,蠟燭燒盡,燭火就熄滅,就不可能憑空燃火。人老至死,就不可能再存在精神,“氣索而死,為火燭之俱盡矣”。至于養身,可能延長人的壽命,但也不能使人長生;生命是有限的,“至壽極亦獨死耳”。他認為,明智之士不會相信長生不死的謊言,只有愚昧者才迷信之,“明者知其難求,故不以自勞”,徒勞是無益的。

  桓譚的形神論唯物主義的,批判了精神可以脫離形體單獨存在的唯心主義觀點,其反對方士的長生說帶有反對一般宗教迷信的意義,對稍后的王充有很大的影響。盡管其論有一定的局限性,但不可否認其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大貢獻。

  桓譚上書指出皇帝聽納讖記是錯誤,光武帝看了很不高興。 中元元年(公元56年),東漢皇朝“初起”靈臺。當時的靈臺,是觀察天象的地方。光武帝迷信天命,對于建筑靈臺十分重視,事先詔令群臣會議靈臺建造在什么地方,并對桓譚說:“吾欲以讖決之,何如?”桓譚沉默了一會兒,說:“臣不讀讖。”意思是,我對讖不感興趣。光武帝追問他什么原故。桓譚又極言讖之“非經”,不是正道而是迷信把戲。光武帝大怒,指責桓譚“非圣無法”,當即下令將桓譚遷出為六安郡丞。

  桓譚受此打擊,內心“忽忽不樂”,憂郁成疾,在赴任的路上逝世,大約死于初起靈臺中元元年,終年七十余歲。

  所著《新論》,言“當時行事”二十九篇。李賢注《后漢書·桓譚傳》,列舉其篇名有《本造》、《王霸》、《求輔》、《言體》、《見徵》、《譴非》、《啟寤》、《祛蔽》、《正經》、《識通》、《離事》、《道賦》、《辨惑》、《述策》、《閔友》、《琴道》等。除了《本造》、《述策》、《閔友》、《琴道》各一篇外,其余均分上下篇。

  其中《琴道》篇由班固續成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著錄為十七卷,宋時亡佚。今有清人孫馮翼嚴可均兩種輯本。他還寫有“賦、誄、書、奏,凡二十六篇”。

  桓譚字君山,沛國相人也。父成帝時為太樂令。譚以父任為郎,因好音律,善鼓琴。博學多通,遍習《五經》,皆詁訓大義,不為章句。能文章,尤好古學,數從劉歆楊雄辨析疑異。性嗜倡樂,簡易不修威儀,而憙非毀俗儒,由是多見排抵。

  哀、平間,位不過郎。傅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于譚。是時,高安侯董賢寵幸,女弟為昭儀,皇后日已疏,晏嘿嘿不得意。譚進說曰:昔武帝欲立衛子夫,陰求陳皇后之過,而陳后終廢,子夫竟立。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,殆將有子夫之變,可不憂哉!晏驚動,曰:然,為之奈何?譚曰:刑罰不能加無罪,邪枉不能勝正人。夫士以才智要君,女以媚道求主。皇后年少,希更艱難,或驅使醫巫,外求方技,此不可不番。

  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,必借以重勢,貽致譏議。不如謝遣門徒,務執廉愨,此修己正家避禍之道也。晏曰:善。遂罷遣常客,入白皇后,如譚所戒。后賢果風太醫令真欽,使求傅氏罪過,遂逮后弟侍中喜,詔獄無所得,乃解,故傅氏終全于哀帝之時。及董賢大司馬,聞譚名,欲與之交。譚先奏書于賢,說以輔國保身之術,賢不能用,遂不與通。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,天下之士,莫不竟褒稱德美,作符命以求容媚,譚獨自守,默然無言。莽時為掌樂大夫,更始立,。

  臣聞國之廢興,在于政事;政事得失,由乎輔佐。輔佐賢明,則俊士充朝,而理合世務;輔佐不明,則論失時宜,而舉多過事。夫有國之君,俱欲興化建善,然而政道未理者,其所謂賢者異也。昔楚莊王孫叔敖曰: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。叔敖曰:國之有是,眾所惡也,恐王不能定也。王曰:不定獨在君,亦在臣乎?對曰:居驕士,曰士非我無從富貴;士驕君,曰君非士無從安存。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,士或至饑寒而不進。君臣不合,則國是無從定矣。莊王曰:善。愿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。蓋善政者,視俗而施教,察失而立防,威德更興,文武迭用,然后政調于時,而躁人可定。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,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。夫更張難行,而拂眾者亡,是故賈誼以才逐,而朝錯以智死。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,懼于前事也。

  且設法禁者,非能盡塞天下之奸,皆合眾人之所欲也,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,則可矣。夫張官置吏,以理萬人,縣賞設罰,以別善惡,惡人誅傷,則善人蒙福矣。今人相殺傷,雖已伏法,而私結怨仇,子孫相報,后忿深前,至于滅戶殄業,而俗稱豪健,故雖有怯弱,猶勉而行之,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。今宜申明舊令,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,雖一身逃亡,皆徙家屬于邊,其相傷者,加常二等,不得雇山贖罪。如此,則仇怨自解,盜賊息矣。

  夫理國之道,舉本業而抑末利,是以先帝禁人二業,錮商賈不得宦為吏,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。今富商大賈,多放錢貨,中家子弟,為之保役,趨走與臣仆等勤,收稅與封君比入,是以眾人慕效,不耕而食,至乃多通侈靡,以淫耳目。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,若非身力所得,皆以臧界告者。如此,則專役一已,不敢以貨與人,事寡力弱,必歸功田畝。田畝修,則谷入多而地力盡矣。

  又見法令決事,輕重不齊,或一事殊法,同罪異論,奸吏得因緣為市,所欲活則出生議,所欲陷則與死比,是為刑開二門也。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,校定科比,一其法度,班下郡國,蠲除故條。如此,天下知方,而獄無怨濫矣。

  臣前獻瞽言,未蒙詔報,不勝憤懣,冒死得陳。愚夫策謀,有益于政道者,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。凡人情忽于見事而貴于異聞,觀先王之所記述,咸以仁義正道為本,非有奇怪虛誕之事。蓋天道性命,圣人所難言也。自子貢以下,不得而聞,況后世淺儒,能通之乎!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,增益圖書,矯稱讖記,以欺惑貪邪,詿誤人主,焉可不抑遠之哉!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,甚為明矣;而乃欲聽納讖記,又何誤也!

  其事雖有時合,譬猶卜數只偶之類。陛下宜垂明聽,發圣意,屏群小之曲說,述《五經》之正義,略雷同之俗語,詳通人之雅謀。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,有難則貴介胄之臣。今圣朝興復祖統,為人臣主,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,此權謀未得也。臣譚伏觀陛下用兵,諸所降下,既無重賞以相恩誘,或至虜掠奪其財物,是以兵長渠率,各生孤疑,黨輩連結,歲月不解。古人有言曰:天下皆知取之為取,而莫知與之為取。陛下誠能輕爵重賞,與士共之,則何招而不至,何說而不釋,何向而不開,何征而不克!如此,則能以狹為廣,以遲為速,亡者復存,失者復得矣。

  其后,有詔會議靈臺所處,帝謂譚曰:吾欲以讖決之,何如?譚默然良久,曰:臣不讀讖。帝問其故,譚復極言讖之非經。帝大怒曰:桓譚非圣無法,將下斬之!譚叩頭流血,良久乃得解。出為六安郡丞,意忽忽不樂,道病卒,時年七十余。

  初,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,號曰《新論》,上書獻之,世祖善焉。《琴道》一篇未成,肅宗使班固續成之。所著賦、誄、書、奏,凡二十六篇。

  桓譚的論著很受時人和后世學者重視。稍晚的王充很推許《新論》,他說:桓譚作《新論》,“論世間事,辨昭然否,虛妄之言,偽飾之辭,莫不證定”。這個評語是很高的。范曄寫《后漢書》提到,桓譚是兩漢之際著名學者,與杜林鄭興陳元等人“俱為學者所宗”。

  對于他堅持反對讖緯迷信的態度而遭受打擊以至“”的命運,不勝感嘆,一者說“桓譚、尹敏乖忤淪敗”,再者說“桓譚以不善讖”,對于他堅持明智的學術觀點深表贊賞,對于他被害至死無限同情,可謂對桓譚為人為學恰當而公允的總結。 桓譚治學,求知求實,追求真理,不唯命是從,不怕打擊,這種治學精神,難能可貴,值得士人學者學習。

  桓譚對民間音樂很有研究,平時公開稱贊先秦時期的“鄭聲”,因此他彈奏的也都是一些根據民間曲調創作的新曲。

  桓譚把民間風味很濃的琴曲拿來在宮中彈奏,劉秀聽慣了宮中的樂曲,聽到桓譚的新曲,感到新鮮,大為贊賞。

  宋弘得知此事,很不滿意。在他看來,民間樂曲都是低級趣味的。宋弘找了個機會,派人把桓譚叫到家來,特地穿上朝服,正襟危坐在堂上。一見桓譚進來,怒沖沖地劈頭就是一頓訓斥。

  事隔不久,劉秀大宴群臣,在宴會上讓桓譚鼓琴。桓譚看到宋弘殺氣騰騰地用眼盯著自己,不由得心中發怵。在這種場合下,他只好耐著性子奏了一首宮中日常所奏的雅樂。由于心不情愿,彈出來的琴音斷斷續續。

  劉秀覺得奇怪,就問他是怎么回事。宋弘馬上離席跪在皇上面前,越俎代庖答道:“陛下,臣薦桓譚,是希望他以雅樂引導陛下。沒想到他卻終日彈奏之音給皇上聽,今天是因我在場,他心中有愧,所以彈雅樂也不成調了,這是為臣我的罪過。”

  相傳他早年他曾向班嗣借書時,被班嗣拒絕,并說絕不把書借給不懂莊子教義的儒生。遂留心刻意蓄書。專辟有藏書室,后稱為“桓君山藏書室”,在今。1975年由安徽大學中文系等單位在相山南麓,發掘出明崇禎時所立的“桓君山藏書處”石碑。清人王巖寫有《過桓君山藏書處》詩,詩稱:“當年石室雖云古,此日風流猶可睹。圖書插架猶連云,翰墨淋漓尚如雨。”

  桓譚(公元前40年- 公元32年),字君山,沛國相(今安徽淮北市)人,生活于西漢末年到東漢初年,曾在農民起義的更始政權中擔任過太中大夫。他好音樂,善鼓瑟,遍習五經,精天文,主張渾天說。因宗弘薦拜。桓譚的主要著作《新論》早已失散,現在見到的本子是后人輯錄的。

  桓譚明確指出,讖記緯書是 奇怪虛誕之事 ,并非 仁義正道 ,應該而且必須拋棄。他指出,讖緯預言雖然也有偶然巧合的時候,但完全不足憑信。他說,王莽崇信讖緯,臨死時還抱著他的符命不放,但這并不能挽救他滅亡的命運。王莽的失敗,是由于 為政不善,見叛天下 ,并非什么天意。所以,在桓譚看來,唯一 有益于政道者,是合人心而得事理 (《后漢書·桓譚傳》),從這種觀點出發,桓譚反對一切的災異迷信,他說 災異變怪者,天下所常有,無世而不然。 (《新論·譴非》)也就是說,災異的變化是自然的現象,并沒有什么奇怪。他批判當時的儒學信徒把災異當作上天的譴告,認為這是很荒唐的。他認為連孔子都講不清楚天道性命 ,后世的淺儒怎么會知道呢·因此桓譚公開對劉秀說自己不讀讖,對讖緯表示輕蔑。劉秀非常惱怒,說桓譚 非圣無法 ,要殺他的頭。結果桓譚被貶為六安郡丞,在赴任途中病卒。

  桓譚還反對方術士所宣揚的通過服 不死之藥 ,達到 長生不老 、 羽化成仙 的神仙思想,桓譚認為, 生之有長,長之有老,老之有死,若四時之代謝矣。而欲變異其性,求為異道,惑之不解者也。 (《新論·形神》)他把人的生死現象看成是一種自然現象,這對秦皇、漢武以來,方士之流所宣揚的長生不老 是有力的批判。

  神仙思想的認識論基礎,是認為精神可以脫離形體而存在,精神對形體起決定性作用,如果 養神保真 ,就可以長生不死。桓譚認為,精神是依賴于形體的,形體對精神起決定性作用。他用蠟燭和燭火的關系來說明形體和精神的關系, 精神居形體,猶火之燃燭矣,……燭無,火亦不能獨行于虛空 (《形神》),脫離形體的精神是不存在的。

  桓譚的思想直接受到楊雄的影響,在其著作中,桓譚曾多次高度贊揚楊雄及其《法言》和《太玄》,甚至把楊雄比作孔子,《漢書·楊雄傳》記載桓譚評論楊雄說: 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,薄仁義,非禮學,然后世好好者尚以為過于五經。……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于圣人,若使遭遇時君,更閱賢知,為所稱善,則必度越諸子矣。楊子之書 指的就是《法言》,可見他對楊雄和《法言》的推崇。

  當時,除了楊雄、桓譚外,就連在斗爭中動搖不定、比較溫和的賈逵,也曾歷數讖緯之說的弊端。這說明了思想界反對讖緯之說的廣泛性。這種反對讖緯迷信的思想斗爭,對于當時科學技術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。尤其是桓譚,他所闡發的唯物論和無神論觀點,在哲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,并對稍后的唯物主義思想家王充,有直接的影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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